從1985–2005 二十年間所寫112篇國際題材的隨筆中，選出這麼一本讀物，題名《奧斯維辛之後》，是因為德國哲學家狄奧多．阿多諾說過一句話，使我震驚，並久久難忘。

阿多諾說：「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。」[1]

奧斯維辛是納粹德國二戰中在波蘭所設的集中營—死亡營之一，它的存在，象徵著人類的大災難。

一場大災難後，人們應該做什麼？阿多諾此語，出之於1949年，奧斯維辛剛剛封閉四度春秋；他必然是想到了，只有做一些什麼與消弭和防止大災難相稱的事情，才能避免未來再出現這樣的厄運。

從1949至今，又是將近七十年過去了，這位給我們敲警鐘的哲人已經不在，但是他這句話留下的聲波，依然震盪在我們心中。

在人類從野蠻向文明跋涉的千萬年途中，多少人為文明付出了勇敢、勤勞、智慧，付出了青春、心血以至生命。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珍惜這文明一脈，不戮力保護我們已經達到和保有的文明成果，抗拒一切要把人間拖回野蠻的意向和趨勢呢？

是的，不要忘記，我們生活在奧斯維辛之後，而且無可逃避地面對著奧斯維辛的殘留。

讓我們時時以阿多諾的這句話來互相提醒，也敲打我們自己吧。

2017年12月27日，於北京

邵燕祥


[1] 1 「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」，是德國哲學家泰奧多．阿多諾（Theodor Adorno, 1903–1969）語，出自他寫於1949年的〈文化批判與社會〉一文，1951年發表，1955年收入文集《棱鏡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