─課堂裏有些經歷，讓人印象難忘。正如寫這篇序文的時候，我始終想起，那位同學問我的問題。
那是一節「中國文化課」課後，一位男同學向我走過來，說：「老師，抱歉，我想問：『我是基督徒，不拜祖先。請問，我還算是中國人嗎？』」
我有點錯愕，可又完全明白發生了甚麼事。
那一課，我講的是「華夷之辨」─就是如何定義「中國」和「非中國」，或者「中國人」和「非中國人」的問題。我舉了「地域」、「種族」、「法律國籍」、「文化認同」等幾個衡量標準。講到最後的「文化認同」準則，我向同學提問：「如果熟悉或認同中國文化就可以稱為『中國人』，那麼，利瑪竇（Matteo Ricci 1552–1610），還有戴德生（James Hudson Taylor 1832–1905），他們是否可以稱為『中國人』呢？」
上述困惑是中國基督徒面對的難題。─或者也是我們在寫作這本書，讀這本書的時候，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近數十年來，研究「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」的成果相當豐富。不計算明清來華傳教士的著述─單說與本書名字相近的著作就有好幾本 。由德禮賢（Pasquale M. D'Elia 1890–1963）的《中國天主教傳教史》 和王治心（1881–1968）的《中國基督教史綱》 算起，研究中國或香港基督宗教史的通論專書也有不少 。謝扶雅 、林治平 、 夏其龍 、謝和耐（Jacques Gernet） 、卓新平 、梁家麟 、莊祖鯤 、戚印平 、邢福增 、趙建敏 、杜小安 等專門研究中國基督宗教史的名家，或篳路藍縷，或至今筆耕不輟。臺灣周聯華曾出任蔣介石、宋美齡的牧師，出版了《基督信仰與中國》 。羅香林 、呂實強 、梁元生 、李金強 、黃一農 、黃正謙 等，都有與基督宗教與中國相關的專題著作。典範在前，再多寫一本《基督宗教與中國》，意義何在？
而且，我還要說：我不習慣批評別人著作的不足。當我閱讀黃一農：《兩頭蛇：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，我馬上對王徵和申氏的故事著迷。因此在這本書中，我情不自禁大量引述了黃一農已經作了介紹的材料，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動人又哀傷的故事。去年，我寫了一篇研究「進化論」（或譯演化論）對孫中山信仰影響的論文 ；最大原因，正是我讀了黃宇和研究孫中山倫敦蒙難的巨著 ，由此深深明白考據的艱難和快樂，同時喚起了我對孫中山的關注。還有，讀了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的《太平天國》 ，我明白了甚麼是「史識」。對於這些著作，我怎可能不佩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