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是「五四」100周年。

如人們常說的，「五四」跌宕在「激烈的反傳統主義」當中，徘徊在救亡與啟蒙之間。五四新青年是科舉制廢除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，於儒家傳統沒有使命感和足夠的親近感，而有一種反叛意識，故呈現「激烈的反傳統主義」；五四前後，清帝國和天朝秩序的崩潰，並沒有帶來新的國際關係理念，排外和受難者心理仍在深刻影響國民，故以救亡代替啟蒙，林毓生和李澤厚兩位學者作為五四經典命題的提煉者，自然有其相當的概括性。但是，他們較少關注五四與憲法想像的關聯。我曾指出：

「五四」運動的一部分，被人們稱為「新文化運動」。我們要知道，「新」是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關鍵詞之一。累累不斷的情形是，但凡是「新」的、「新派」的，國人總認為是好的。從清末維新、新政到20世紀中後期的「破四舊」，中國人在這個風雲激盪的世紀總是崇尚破舊立新?？雌饋?，中國這艘大船，在國人看來更是一艘老船，從材料到發動機，到航向，都太老太舊，必須革新。「新文化運動」從一開始就抓住了「新」字，這就抓住了國人的興奮點?！缎虑嗄辍愤@個刊名的提出，更非常勵志，使得社會迅速分化為老舊之人和「新青年」兩個人群。而「新青年」們擔負了廣大「新文化」的使命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職志就是要向舊文化開炮。

面對當時伍廷芳、湯化龍、吳景濂、王寵惠、余棨昌正在進行的制憲、選舉和司法建設，五四一代在談論罷孔教入憲之事後，就較少介入討論，也就是說，對於現實中的法政事宜，五四新青年們不滿意其現狀，但又不屑於討論，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說，他們在這方面，知識累積得還不夠。然而，五四新青年們又舉起了民主大旗。我們想問，是不是撇開法政建設，能找到民主的新路徑，去往民主的光明頂？答案當然是存疑的。李澤厚著名的文章〈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〉於此的論述當然是錯誤的：「皇帝沒有了，『學而優則仕』的舊封建路途不再那麼正規，但政局一塌糊塗，思想異?；靵y，控制相對放鬆，意識形態似乎成了空白。一方面，舊的體制、規範、觀念、風習、信仰、道路……都由於皇權崩潰，開始或毀壞或動搖或日益腐爛；另一方面，正因為此，強大的保守頑固勢力便不斷掀起尊孔讀經、宣揚復辟的浪潮，想牽引局面恢復或倒退到『前清』時代去。對知識者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一代來說，國家和個人的前景何在，路途何在，渺茫之外，別無可說?！?李澤厚顯然沒有注意到民國初年政治家們在制憲、立法和推動選舉上的努力，也過於敵視舊秩序捍衞者們的保守努力。而忽略了這一點之後，李澤厚犯的不過是學術上的錯誤，五四新青年是陷入了真迷惘。顯然，放開現實中的可行性，尤其是憲法性做法，試圖去凌空蹈虛地創造理想中的民主與科學是不行的?？茖W和民主應當站在時代的土地上，以尊重憲法精神和法政實踐的態度去做。